以未滿二十歲的青年盧麒離奇死亡的事件作為主軸的《盧麒之死》花了不少篇幅引用對六六年參與九龍騷動之青年人的描寫。而他們與盧麒之間的對比－－也許因為我同是一個十多歲的青年人－－使我十分在意。希望能透過拙文反思社會運動與所有青年人，尤其十多歲的青年人，之間的關係。
要概括參與九龍騷動的青年人，也許書中所引的這段證詞最為合適。
「在海棠道被拘留者」「年齡十三至十七歲」「二十四人」「有十二人聲稱：他們實在沒有參加暴動，他們只是經過發生暴動的街道而已。其他十二人，四人承認呼喊，四人承認投擲物件，一人說：他和他的學徒同伴以為那是一個對警察報復洩憤的機會，所以他攻擊一輛警車。兩人說：他們為了好玩而參加群眾，和要直接體驗暴動的情形。其中八名男童說他們為了好玩而參加。兩人說：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反對加價。一人說：他的動機是『反對壞政府』。其餘的不能說出理由」（p.165–166）
黃碧雲所引的這段證詞反映了參與該騷動的青年人中，只有少數真正明白蘇守忠為何絕食、盧麒為何要帶領騷動；大多數青年人上街只是想報復、洩憤、貪玩，即使有其中一個青年人知道騷動與政治議題有關，也只能籠統回應「反對壞政府」而未能給出確實原因。
請不要誤會，我無意在此批評這二十多個青年人。正如書中所述，六十年代的青年人於十多歲便需工作，同時資訊流通亦未及今天發達，故在假日（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）發現街頭有熱鬧並湊過去而不問原因實在無可厚非。正因如此，社會運動（九龍騷亂）中同時出現如盧麒般熱切關心社會，及如上證詞中所見去湊熱鬧的青年人亦非常合理。
但到了今天，情況有否因教育制度之改善及資訊科技的發展而改變？答案是有，但不理想。讓我們回到2014年香港學界罷課那段時間。誠然，當時有為數不少的中學生明確知道當時罷課是為了爭取「真普選」（我們先不質疑他們是否清楚哪一個選舉制度才能達致「真普選」）；然而，在敝校的罷課行動中，有為數不少的同學及學長抱著「走堂」的心態而罷課：「喂，你做咩唔走堂去用電話／做咩唔去auditorium[1] hea」等對話當時不絕於耳。這情況與上文所引的證詞實在極其相似：我們之間有很多人希望參與，甚至已經在參與社會運動，卻只有少數真的是為著社會運動領導者的目標而參與。
我在此舉出的例子並非欲貶低我的學長，更非希望藉此抬高自己。事實上，我在學校中有不少熱衷於政治的朋友，我亦和他們多次攀談，但我們仍不得不承認要理解民主，及尋找一種不會被人肆意利用選舉制度[2]對於我們來說實在過於困難。即時我們希望參與社會運動，我也是其中一個「不理解社會運動」的人，亦切身地感受到青年人難以理解社會運動的現象，由《盧麒之死》所描寫的六十年代，到今天仍然沒有改變。
當然，我仍然不否定我的同齡人中有極其理解政治、社會運動的人。黃之鋒等人在中學時期已為「反國教」事件站出來已是極佳例子。但我相信能夠做到的青年人只是少數。正如我在文首指出，我希望反思社會運動與所有青年人之間的關係。既然我們當中有不少的人希望（或正在）參與但不理解社會運動，請容許我提出以下問題：
十多歲的年青人參與社會運動恰當嗎？
至於答案，老實說，我不知道。但《盧麒之死》中的一節也許能給我一點啟示。在描寫九龍騷動的青年被捕時，黃碧雲看似突兀地加插了以下一段關於老鼠的描寫：
「溝渠積聚老鼠」「要清除這些老鼠是一件相當艱鉅的工作」「而對付這種溝渠老鼠最佳方法，就是下一場豪雨，勢如萬馬奔騰的雨水，衝過溝渠時，往往老鼠無可避免地冲出渠口，流入海中，或就地溺斃渠內」「（四月四日大雨過後）市面各區之清道伕及衛生工作人員，也顯著地發現有比平時更多死老鼠」（p. 116–117）
作者所引的這段描寫，也許回應了我所提出的問題，並作出警惕，同時逼使我反思社會運動與如我般的年青人之關係。
[1] auditorium, 敝校於2014年大罷課中容許罷課學生逗留的地方
[2] 對於依然被Arrow’s Impossibility Theorem 困擾的我，實在難以對別人說我理解「真普選」這個概念。
